浅析内地仲裁裁决在香港的执行 — 从拒绝强制执行的案件出发

麦业成 (2016年7月)

 

【摘要】中国大陆和香港采用不同的法律制度,但在仲裁裁决的相互执行上 有特殊的安排。 本文尝试用香港案例,结合法律规定及现有案件,简单探讨内地仲裁裁决在何种法定情况下可能被香港法院拒绝执行,并指出相应的风险,为执行申请人提供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内地裁决拒绝强制执行

一、相关法律原则

香港回归之前,中国和香港作为《纽约公约》[1]的独立缔约方,内地裁决可以作为公约裁决在香港执行。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纽约公约》不再适用于两地, 两地仲裁裁决执行受到一定阻碍,1998年香港高等法院的五丰行公司案[2]体现了该困境。 该案中,原告主张依据当时《仲裁条例》2GG 条[3]以本地裁决的简易程序申请执行内地裁决,被高等法院拒绝。 法院裁定,在申请执行时该裁决在性质上既不属于公约裁决,也不属于香港本地裁决,因此无法在香港强制执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基本法》第 95 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 1999  年签订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下称《安排》”)。这一区际司法互助协议明确规定了内地裁决可以在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执行。在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上,《安排》第 7 条参照《纽约公约》第 5 条予以了规定,列举了拒绝强制执行的情况。

随后,香港在 2000年修订了香港法律第 341 章《仲裁条例》,新加入第IIIA部分,其中包括了拒绝强制执行的条款。 第40E条指出,除了法例指定例外情况以外,不得拒绝强制执行内地裁决。 2011年,香港订立了新的香港法律第 609 章《仲裁条例》,废除了第 341 章《仲裁条例》,其中拒绝强制执行的法定情况沿用了原先的条例。

除明文法律规定外,香港法院通过判例也形成了一系列处理仲裁裁决的基本原则。在 KB v. S and others 一案中,法官对上述原则进行了总结[4],例如:法院的主要目标是为仲裁程序提供方便和协助执行裁决。仲裁裁决的执行基本上属于事务性程序,法院应当尽可能机械化地处理[5]。除非反对方的抗辩确有理据,否则法院会执行仲裁裁决[6]。 从上述法律规定及判例原则,可以看出,香港法院可以执行或拒绝执行仲裁裁决,但不可以把仲裁裁决发回仲裁庭重新审议。香港法院原则上应当允许执行内地仲裁裁决,只有在法定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可能拒绝强制执行。

二、相关案例

新旧两版《仲裁条例》中均规定了拒绝强制执行的法定情况,下面通过 一些案例,分析香港法院对这些情况的理解和适用。

1. 内地裁决的认定

2000 年《仲裁条例》第 2 条对内地裁决”的释义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为新版条例所沿用[7]。 现在我们看看在实践中因涉案裁决不符合该定义而被香港法院拒绝强制执行的案例。

在深圳市开隆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案[8] 中,原告于 2000年在香港提出执行申请,并在次年取得单方面命令,获准强制执行。 被告的抗辩理由之一是:涉案之裁决是在内地《仲裁法》实施之前作做出的,故并非按照”该 《仲裁法》做出,因而不符合《仲裁条例》对内地裁决”的定义。

此外,假若内地法院的执行程序还没有完成或结束,仍未能计算究竟从该整个程序中可获得多少金钱以满足裁决付款的责任,裁决得直人不能在港同时申请强制执行裁决。

基于以上原因, 香港法院撤销了应单方面申请作出强制执行的命令。

2.  正当程序的要求

由于香港法院对内地仲裁不进行实质审查,在实务中被告人往往以仲裁存在程序性问题作为执行的抗辩。《仲裁条例》也将此规定为可以拒绝强制执行的法定情况,旨在保护被告的程序性权利,充分尊重被告表达的权利[9]。

派利投资公司案[10]是中国加入《纽约公约》以来香港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第一案。 在该案中,原告根据《仲裁条例》44 条规定要求在香港执行内地裁决,而被告主张仲裁庭采取的某些程序剥夺了被告表明其有关情况的机会,比如:不允许被告对仲裁庭任命的专家出具的调查报告做出评价。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内地仲裁庭没有遵从正当的法律程序, 故拒绝执行该仲裁庭的裁决。

在何志兰案[11]中,内地仲裁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答辩人以实际未收到仲裁开庭通知书作为抗辩。尽管依据《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该开庭通知书被视为有效送达答辩人,但香港高等法院认为应适用香港法律处理该问题,并认为本案符合拒绝执行的法定情况,裁定搁置强制执行的命令。 此外,基于司法效率及反对双重赔偿的考虑,《安排》第 2 条规定申请人不得同时向内地及香港两地申请进行执行,这是对申请强制执行的限制。 在深圳市开隆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案[12]中,被告人反对执行涉案裁决的另一原因是,原告人已在内地申请强制执行该裁决,故根据《仲裁条例》第 40C 条的规定,该裁决不得根据内地裁决的规定强制执行。香港法院认可了这一抗辩事由。

3.  公共政策的考量

公共政策不能 当做万能的理由,只有当执行有悖于执行地最基本的道德和原则的时候才能够视作拒绝执行的理由[14]。 当考虑是否拒绝执行裁决时,执行地法院不会审视相关的裁决的实质案情,也不会审查裁决是否能够实际执行。香港法院的角色只限于决定是否有足够理据说明内地裁决违反了公共政策,客观上无法执行不能构成依据「公共政策」「拒绝强制执行的理由[15]。   因此,尚无因公共政策被香港法院拒绝执行的案例。

三、实务建议

结合上述规定及案例,我想为申请人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在执行的提出上,申请执行的选择需要慎重。 根据《安排》第 2 条规定,申请方不能同时在内地和香港提出执行的申请,即使被告在两个 地区都有财产[16]。 这便要求申请方在法庭程序之前了解被执行方的主要财 产所在地,避免出现申请通过后难以执行的情况。  比如:被告财产主要在 内地,如果先在香港提出执行申请,被告可能在原告在内地提起执行请求 之前将其内地的财产转移[17],即使香港法院批准执行,裁决也难以实际执 行。若时间紧迫,可以向仲裁庭申请临时措施[18]。

第二,《仲裁条例》对内地裁决”进行了明文规定,只有官方认定的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才符合要求[19]。 因此,如果申请人希望内地裁决在香港得到执行,在选择仲裁机构时需要挑选有权威性、被认可的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 被中国内地承认的国际机构仲裁或临时仲裁也不属于《仲裁条例》中规定的内地裁决[20]。 

第三,申请方需要考虑裁决最终可能的执行地并清楚执行地法律的重 要性。从何志兰案[21]中可以看出,香港法院在分析《仲裁条例》中的抗辩事由时,主要考虑适用的是香港的法律。《仲裁条例》中拒绝强制执行的条 款给予了香港法院酌情权,对内地裁决进行审查,对某些明显存在问题的 裁决拒绝执行。申请方如果要申请在香港强制执行,需要事前对香港的法 律及执行机制有一定的了解。

最后,尽管香港法院在认定公共政策时采用的是限缩解释,但亦指出 仲裁当事人有诚实善意的义务,或按照诚信原则行事的义务[22]。 因此,当事双方在进行商事交易、拟定仲裁条款时仍应当避免违反公共政策,以免影响最终执行。申请人选择香港作为执行地,某种程度上意味著对香港法院及司法制 度的信任。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应认真对待任何可能使执行受阻的理由, 以确保遵守法律规定,避免裁决在执行地法院被拒绝执行。

 

 

[1]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2] Ng Fung Hong Ltd v ABC [1998] 1 HKLRD 155

[3] 原文为由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或就仲裁程序所作出或发出的裁决、命令或指示,可犹如具有相同效力的法院判决、命令或指示般以相同的方式强制执行,但只有在得到法院或法院法官的许可下方可如此强制执行。如法院或法官给予该许可,则可按该裁决、命令或指示而作出判决。“

 

[4] KB v S and others, HHCT 13/2015.

[5] Re PetroChin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Corp Ltd [2011] 4HKLRD 604. -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should be “almost a matter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the courts should be “as mechanistic as possible”.

[6] Grand Pacific Holdings Ltd v Pacific China Holdings Ltd [2012] 4 HKLRD 1 (CA). - “The courts are prepared to enforce awards except where complaints of substance can be made good.”.

 

[7] 第 341 章《仲裁条例》第 2 条(旧),与第 609 章《仲裁条例》第 2 条释义相同: 内地裁决”指由认可内地仲裁当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在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

[8] Shenzhen Kai Loong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Co Ltd v CEC Electrical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 Ltd [2003] 3 HKLRD 774.

 

[9] 第 609 章《仲裁条例》第 95 条第 2 款(c)项: (i) 并没有获得关于委任仲裁员或关于仲裁程序的恰当通知;或 (ii) 因其他理由而未能铺陈其论据。

[10] Paklito Investment Ltd v Klockner East Asia Ltd [1996] 2 HKLR 39

[11] 楼外楼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对何志兰,HCMP 3202/2013;陈蕾宇对何志兰,HCMP 3203/2013.

[12] Shenzhen Kai Loong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Co Ltd v CEC Electrical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 Ltd [2003] 3 HKLRD 774

 

[13] Shanghai City Foundation Works Corporation v Sunlink Ltd HCCT 83/2000, [2001] HKEC 351.

[14] 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 v Polytek Engineering Co Ltd [1999] 2 HKCFAR 111.

[15] Xiamen Xingjingdi Group Ltd v Eton Properties Limited [2009] 4 HKLRD 353 (CA). - “In considering whether or not to refus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award, the court does not look into the merits or at the underlying transaction”

[16] 《安排》第 2 条;第 609 章《仲裁条例》第 93 条第 2 款

 

[17] See Allen, C., “The Reciprocal Enforcement of Arbitration Awards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1999] Asia DR, vol.2, p.17

[18] 第 609 章《《仲裁条例》第 56 条

[19] 内地仲裁机构的名单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经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提供。

[20] Michael J. Moser and Teresa Y.W. Cheng S.C.J.P., Hong Kong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p.90.

[21] 楼外楼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对何志兰,HCMP 3202/2013;陈蕾宇对何志兰,HCMP 3203/2013.

[22] 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 v Polytek Engineering Co Ltd [1999] 2 HKCFAR 111, p 120I and p 137B. - “parties to the arbitration have a duty of good faith, or to act bona f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