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大陆的非法合约中的仲裁条款而仲裁的裁决能否在香港执行?

周子敏 (2015年8月)

 

引言

由于中国大陆与香港司法制度不同,本文探讨根据中国大陆的非法合约中仲裁条款而仲裁的裁决能否在香港执行。

非法合约

非法合约是指一些违反普通法或/及成文法的合约,例如协议去犯案、侵权或与正被制裁的敌国进行买卖等。一般而言,非法合约无法被执行,亦即是说,合约双方在有争拗时皆不能依该合约控诉对方。   

当主要合约为非法时,香港法院会否拒绝执行与其相关的仲裁裁决?

首先,根据1999年6月21日于深圳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无论仲裁地点是香港或内地,在仲裁裁决颁布后,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裁决。然而若有以下情况,法院可裁定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

(一)仲裁协议当事人依对其适用的法律属某种无行为能力(under some incapacity)的情形;或该项仲裁协议依约定的准据法无效;或在未指明以何司法地区的法律作准时,依仲裁地法律为无效;

(二)申请人未获关于委任仲裁员或关于仲裁程序的恰当通知,或因其他理由而未能铺陈其论据;

(三)该裁决所处理的分歧,并非仲裁条款所预期者,或该项分歧并不属该等条款所指明者;或该裁决包含仲裁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但当可交付与不可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能分开处理时,裁决中关于可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部分应当予以执行;

(四)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或在有关当事人没有这种协议时与仲裁地的法律不符;

(五)该裁决对当事人尚未具约束力,或已被仲裁地的法院或按仲裁地法律撤销或停止执行;有关法院认定依照执行地法律,争议事项不能以仲裁解决,则可不予执行该裁决。内地法院认定在内地执行该仲裁裁决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香港特区法院决定在港执行该仲裁裁决会违反香港的公共政策,则可不予执行该裁决。

上述情况跟香港《仲裁条例》第89条中所述可拒绝强制执行《纽约公约》[1]裁决的情况大致上相同。当然,即使有符合上述的情况出现,香港特区法院仍有酌情权去强制执行该仲裁裁决(见香港案例:Werner A Bock 诉 The N's Co Ltd [1978] HKLR 281;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 诉 Polytek (1999) 2 HKCFAR 111; China Nanhai Oil Joint Service Corp Shenzen Branch诉Gee Tai Holdings Co Ltd [1995] 2 HKLR 215, [1994] 3 HKC 375; Grand Pacific Holdings Ltd 诉 Pacific China Holdings Ltd (in liq) (No 1)  [2012] 4 HKLRD 1)。

一般而言,非法合约本身必然或多或少违反了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政策(即上述第五项情况),上面提到当执行该仲裁裁决会违反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政策时,法院可不予执行与非法合约相关的仲裁裁决。但事实上,就算双方的合约是非法(或被一方指为非法)时,法院往往仍然会强制执行根据该合约中仲裁条款而仲裁的判决。现以几宗普通法地区的案例说明此种情况。

在香港案例Shantou Zheng Ping Xu Yueli Shu Kuao Trading Co Ltd 诉 Wesco Polymers Ltd (unrep., HCCT 107/2000, 14 December 2001)中,甲乙双方曾就一份买卖合约纠纷在中国大陆进行仲裁,结果甲方胜诉。随后,乙方向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消仲裁裁决但是失败,而甲方亦同时尝试在中国大陆执行判其胜诉的仲裁裁决。由于乙方在内地并无任何实质资产,故此甲方决定在香港以简易判决程序(summary judgment)控告乙方以追讨仲裁裁决的判定债项。在香港原讼庭审讯中,乙方的其中一个辩护理由是甲方实际上并非买卖合约的当事人,所以属于无行为能力去与乙方签约,故此在中国法律上甲乙双方所签订的买卖合约为非法;乙方指出强制执行与该非法合约相关的仲裁裁决会违反香港特区的公共政策。就乙方提出非法合约这一论点,法官就参考了香港终审庭在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诉 Polytex Engineering Co Ltd (1999) 2 HKCFAR111的判决,认为如果一方要用非法合约及违反公共政策作为不能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该方必须通过很高的门槛去说服法院接纳其说法。而在这宗案例中,乙方并未成功通过这条门槛。

除了以上香港案例,以下是另外两个行普通法的地区的案例,对香港法院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以非法合约及违反公共政策作为反对执行仲裁裁决的理据这种情况,新加坡法院的态度亦同样是尽量减少干预仲裁裁决。在新加坡案例AJU诉 AJT [2011] SGCA 41中,AJU是一家泰国公司,而AJT是一家英属处女群岛(BVI)公司。 AJU跟第三方签订合约,让其连续五年可以在曼谷举办网球赛事,而AJT就是该第三方的合约受让人 (assignee)。其后,AJT根据合约的仲裁条款向AJU展开仲裁程序。与此同时,AJU亦向泰国当局举报AJT的相关公司及人士伪造文件和诈骗, 泰国警方因此就这些举报展开调查。根据泰国法律,诈骗是可不予起诉的罪行,而伪造文件及使用伪造文件则是必须起诉的罪行。在警方调查仍然进行中的时候,AJT和AJU决定和解。和解条件是AJU会向泰国警方销案,令警方停止刑事调查AJT,并赔偿US$470,000给AJT作为仲裁的和解金,而AJT则会申请终止仲裁程序了结此事。可是,在AJU履行了所有和解条件后,AJT却反口不肯申请终止仲裁程序,理由是根据泰国法律,伪造文件及使用伪造文件属于必须起诉的罪行,当有新证据出现时,就算AJU已经销案并白纸黑字向AJT承诺永不追究这些刑事指控,泰国警方仍可自行对AJT的相关公司及人士重新展开调查。

由于AJT反口不肯终止仲裁程序,AJU便以双方在仲裁过程中达成的和解协议作为理据申请终止仲裁程序。最后,仲裁庭裁定该和解协议是有效的,并且正式终止仲裁程序。为此,AJT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其主要两个理据是一)由于双方的和解协议令泰国当局停止刑事检控必须起诉的罪行,该和解协议属于非法协议;二)AJT的相关公司及人士不被起诉是由于有政府人员受贿。新加坡高等法院接纳了AJT的第一个理据,亦即该和解协议是非法的,并参考了英国案例Soleimany v Soleimany [1999] QB 785 及Westacre Investments Inc v Jugoimport-SPDR Holding Co Ltd and ors [ 2000] 1 QB 288,判定该仲裁裁决抵触了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予以撤销。 AJU不服判决,上诉至新加坡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同样考虑了Soleimany 及Westacre案例,但就倾向采纳Westacre案例中的尽量减少干预仲裁裁决的态度。上诉法院最后推翻高等法院的判决,拒绝撤销该仲裁裁决,其理由是:一)仲裁庭已经有全面考虑达成和解协议的环境因素,没有忽略其中的不合法因素;二)仲裁庭已经裁定双方签署和解协议时没有贿赂政府人员的意图,AJT亦知道AJU销案并不等于警方会停止调查有关伪造文件的指控;三)案中的所谓不合法因素已经由仲裁庭审理过,法院不应该再度审理。

另一案例是英国的Beijing Jianlong Heavy Industry Group v Golden Ocean Group Ltd [2013] EWHC 1063 (Comm)。在此案中,甲方是一家中国大陆公司,它的子公司违反了五份租船合同,作为子公司的担保人,甲方需要按照五份担保合同赔偿违约损失给乙方。但根据中国法律,该五份担保合同根本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故属非法合同,若执行即违反中国法律;再者,执行该担保合同需要汇款到中国境外,又会违反中国的外汇管制条例。于是,根据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乙方在英国伦敦对甲方展开了仲裁程序。仲裁裁决结果是,该仲裁庭对双方的争议有司法管辖权,并裁定乙方取得禁诉令,禁止甲方另外在中国大陆对乙方展开诉讼。甲方不满以上裁决,基于以下几个主要理由,向英国高等法院的商业法庭申请撤销或更改以上裁决:一)根据中国法律,中国法人如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下,向外国法人作出担保,即属违法;二)从中国汇款到境外会违反中国外汇管制条例;三)甲乙双方在签署担保合同时其实都清楚明白当中的不合法元素,但双方都有意图去故意绕过中国法律。另外,由于那些担保合同违反中国法律,乙方通过在伦敦仲裁成功索取违约赔偿的机会远较透过中国内地法院大。对甲方以上的论据,乙方虽然不尽同意但并不争议。该法庭聆讯的主要争议点是在担保合同是非法而不能强制执行的前提下,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一样不应被执行。结果,基于以下原因,甲方的申请被法院拒绝:一)根据英国1996年的仲裁法案第七条,合约中的仲裁协议一般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协议,不受主要合约影响;二)根据英国上议院案例Fiona Trust & Holding Corporation v Privalov [2007] Bus LR 1719, 仲裁协议是独立于主合约和可被分割的,除非仲裁协议本身是有问题而不能被强制执行,否则主合约的合法性问题是不会牵连到仲裁协议的;三)有关该仲裁协议有否违背公共政策这一点,法院需要处理两个问题:(1)如由仲裁庭解决争议,会否摧毁法院不应承认非法合约的法律原则这一政策? (2)如果以上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法院便要在维护法律原则和商业考虑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而作出判决。在此案中,法院认为就算由仲裁庭解决该争议会违反法院不应承认非法合约的法律原则的政策,但在考虑当中商业因素后,违反公共政策这论据并不足以协助甲方推翻仲裁庭的决定。

结论

对于根据国内非法合约中的仲裁条款而仲裁的裁决能否在香港执行这个题目,要视乎每件案件的个别情况,但是一般而言,现时普通法地区包括香港特区法院的态度都普遍倾向支持仲裁(pro-arbitration)和支持强制执行仲裁裁决(pro-enforcement)。

然而,在现时鼓励以仲裁代替诉讼的这种趋势下,法院亦应警惕某些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事实上是利用了仲裁这机制以绕过法律的制肘。

 

[1] 《纽约公约》指在1958年6月10日在纽约签订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